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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代管理理论中价值观的重构

2020-01-12 05:31:42来源:论文阁作者:佚名

导读: 关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及用户分析的论文《试论当代管理理论中价值观的重构》,现代管理理论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以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为代表的科学管理阶段、以梅奥(George Elton W.Mayo)的

关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及用户分析的论文《试论当代管理理论中价值观的重构》

现代管理理论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以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为代表的科学管理阶段、以梅奥(George Elton W.Mayo)的霍桑试验为标志的行为科学管理阶段、以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提出的“管理理论丛林”为特征的管理科学阶段和以美日管理比较研究为起点的文化管理阶段。传统的管理理论属于理性主义的管理范畴,而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对物质的过分迷恋,对定量化和技术手段的完全依赖,造成了对企业管理的“灵魂”——价值观的忽视,特别是忽视了人的精神、文化因素的巨大能动作用。托马斯.彼得斯(T.Peters)在《赢得优势:领导艺术的较量》中说,理性模型使我们贬低了价值的重要性。

关于价值观的重要性,曾任IBM公司总裁的小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Jr.)指出,为了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具备一整套健全的信念,作为它一切政策和措施的前提,公司取得成功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忠实地严守这些信念,公司在它的生命历程中,为了迎接瞬息万变的环境的挑战,必须做好改革其自身的一切准备,唯独不能改变它的信念。苹果电脑公司的两位创始人之一,董事长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说,我们是按价值观来经营苹果公司的。

在对传统理性管理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中,当代管理理论提出了以人为本,以价值观的塑造为核心的价值观管理模式。价值观管理理论的有关思想,自20世纪下半叶就受到国内外管理学者的重视,但由于价值观管理理论是在管理理论与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管理理论,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价值观管理理论是一种以价值观的管理为核心,以全面提高组织和人员的综合素质为目标,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和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己任,制定和实施组织竞争战略的理论。它一方面重视以理性化、制度化和科学化为基础,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价值的自我实现,以文化理念等人文因素统摄技术、物质、制度等理性因素和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以感化代替奖罚,以体悟取代数字,以人性充实理性,把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在更大程度上诉诸人的自觉性和自我激励,从而更准确地把握管理灵魂之所在。

价值观管理理论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价值观管理的对象是价值观,是组织所面对纷繁复杂世界中的价值观和组织的价值观;其二,价值观管理过程是组织价值观的塑造、形成、创新和传播的过程;其三,价值观管理是以价值观的批判与建构活动为核心的综合管理,它把价值观的塑造和传播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把制度管理和实务管理看作是从属于价值观管理的部分,通过价值观管理实现组织的各种管理职能。因此,价值观管理理论是对传统理性管理理论的全面超越和辨证扬弃,是管理思想发展史上一场深刻的“革命”。

; 当代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Peter F.Drcker)认为,按照传统将管理看成是一种科学,一种独立于社会价值和信仰之外的东西,而今天应该建立的新的概念是,管理不仅有它自身的手段、方法、概念和原则,而且管理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价值和信仰。所以,价值观管理理论是在对科学管理理论以来的传统管理理论和实践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和确立的以文化管理为基础,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新的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从最根本的管理宗旨、管理理念到具体的管理行为的实施,均与传统的管理理论有显著的区别。这一巨大的变革并不是源于学者的书斋,而恰恰是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大潮为背景,以成功的、卓越的管理实践为基础而孕育出来的。可以说,不懂得价值观管理,就不懂得当代管理;不研究价值观管理,就不能实施成功的管理。

; 二;

经济主义价值观源于17-18世纪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配弟(1623-1687)、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等人的“经济人”思想。他们把人视作“使自己的利益满足成为最大化的人”,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他只关心自我的利益,其他人都被当作满足个人利益的手段;他们认为,人类的幸福和自由在根本上建立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之上,只有物质财富才能使人类的生活需要得到全面满足,从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同时,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也深受当时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

功利主义思潮发源于17世纪英国的经验论者霍布斯和洛克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想,但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理论,则是由后来的边沁和穆勒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基本信条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幸福论和快乐主义,穆勒在其〈〈功利主义〉〉中说,承认功用为道德基础的信条,换言之,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成比例,行为的“非”与它产生不幸福的倾向成比例。因此,“经济人”思想和功利主义思潮经过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9世纪逐渐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义价值观而影响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渗透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管理理论中去。

经济主义价值观是为调适19世纪欧洲之特定社会需要而取代新教意识形态的世俗化意识形态。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提倡禁欲苦行的新教伦理曾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但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概括的“以赚钱为天职”的入世苦修的新教精神只是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侧面。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其影响力日益弱化。恰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当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享乐主义。而享乐主义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就必然导致经济主义价值观,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利益才是享乐主义价值观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

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发展是物质财富积累或经济增长的过程,人类的一切行为实质上都是经济行为,由于大众福利绝对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而科技的进步又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因此,经济的无限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经济是决定人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一切价值(包括精神价值)皆可还原为经济价值,从而货币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传统理性管理理论的产生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而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核心之一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就必然渗透到管理理论这种文化形态中去,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义价值观也就自然成为管理的最高目标,由此也带来了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极大进步。经济主义价值观在传统理性管理理论和活动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延续至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罗在其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开头便明确地宣称,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由此可见,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是以经济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他们把职工看成只为个人经济利益需要而工作的“经济人”。基于这种思想,泰罗认为,金钱的激励在于满足“经济人”的物质追求,保持行为动力,而“胡萝卜加大棒”式的“重奖重罚”的严格管理则可使人的行为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这就是所谓的X管理理论。泰罗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大机器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摸索并总结出一套可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科学方法,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这一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以蓝领为主的第二产业企业管理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X理论也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即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情感因素的忽视。1924-1932年,美籍澳大利亚人梅奥进行了著名的霍桑试验,提出了人际关系理论,由此产生了行为科学管理理论。梅奥认为,工人不是把金钱当做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的“经济人”,而是除了追求物质利益外还有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以及需要实现其社会价值的“社会人”;因此,不能单纯从技术和物质条件着眼,还必须首先从社会心理方面来鼓励工人,提高生产率。“社会人”的观点比“经济人”的观点进了一大步,它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需求,突出了人际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与之相应的管理理论是“参与管理”即Y理论。Y理论也曾一度在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仍是以经济主义价值观作为主导思想,把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看作管理的最高目标,对人的精神激励只是看作实现最高经济目标的管理手段,其“社会人”概念与科学管理理论中“经济人”思想的实质都是将人看成是“工具人”,人只不过是实现经济目标的“经济”工具和“社会”工具而已。

在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为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战后的西方管理理论进入了以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提出的“管理理论丛林”为特征的管理科学理论阶段。这些管理学派将数理统计、运筹学和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广泛引入管理理论与实践,推进了管理手段与管理方法的现代化,大大提高了管理工作的精确化和科学化水平,从而也使得经济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主义价值观在管理领域的作用得以最充分地发挥和展示。

与西方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一脉相承的经济主义价值观,作为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对立面,确实显示了其不朽的历史功绩,使得西方物质文明至今仍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另一方面,它也诱发了人们的“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消极面,由此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生态恶化、能源危机、人性异化、道德滑坡和经济发展本身的局限性的出现等,不得不引发人们做深入的思考,尤其是对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管理理论中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加以反思。

综观西方传统理性管理理论的发展,其实质都是过于注重个人经济利益的满足,以此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管理目标。所以,西方传统理性管理理论中的价值观是以经济利益的实现为最高目标,是经济主义价值观在管理理论中的具体体现。这种经济主义价值观在理论内涵上有其狭隘之处,它只将经济利益当作唯一最高价值,而忽略了道德和社会价值。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中指出,“管理”正在重新寻找它的灵魂,追求崇高的目标而非短期的利益,以及对一切行为有影响的,是它的灵魂。


以美籍日本人威廉.大内于1979年出版的《Z理论—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和美国人泰伦斯.狄尔(Terrence Deal)和爱伦.肯尼迪(Allen Kennedy)于1982年合著的《企业文化》等为代表认为,企业不应把获取利润作为最终目标,应把价值观放在首位,强调应建设以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揭示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等精神财富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标志着当代管理理论进入了立意更高,角度更新,内容更丰富的更新更高阶段;可以说,以文化知识管理为基础和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价值观管理,是当代管理理论中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传统理性管理理论中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冲击,基于传统理性管理理论中经济主义价值观之上的价值观管理理论的超经济主义价值观也就应运而生。

; 三

; 经济主义价值观在西方曾经遭到过无情的否定与批判。在经济学说史上,西斯蒙第(1773-1842)早就指出过,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的对象应当是人而不是物质财富,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大量财富并不能证明人的真正幸福。康德认为,在一个人为自己立法的“目的王国”之中所崇尚的是人格的尊严而不是物质财富的积累。黑格尔认为,当人们听命于财富的奴役时就将失却人的自主性,失去自己的本质。马克思更是指出,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积累只造成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荒淫无耻等道德的堕落,这种理论批判一直延续至今。客观上讲,这种经济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确实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经济主义价值观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物质财富增加了,就会使整个社会发展的目标得以实现。然而,实际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则表明,这种空前繁荣的景象后所蕴涵的巨大危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显示出来,因单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一方面引发了诸如政局动荡、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精神失落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导致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人与自然的矛盾,从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的挑战。在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之下,人们已将对无限性的追求过分集中于物质领域而忘却了精神超越这一生活层面,这是现代人面临生存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试图超越经济主义价值观局限性的新价值观。

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指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为物质革命的成果所陶醉,盲目地迷恋于追求经济指数的增长,却完全不顾地球维持人类生命能力的有限性;过度利用资源,污染环境,突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极限,最终必然会给人类带来不可挽救的灾难。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在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中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要求在自身的经济活动中,同时考虑自然环境的问题。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对无限性的追求这股洪水般的能量分流于精神世界,即克服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重建人类精神家园。

传统理性管理理论是以经济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主要以物质刺激和严格惩罚为管理手段,重视制度建设,推崇理性精神,但这种管理理论实际上认为人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工作,为物质生活享受而生存,把人当作物和工具来管理,因而,在实践中逐渐显露出局限性。这就使得价值观管理理论中的超经济主义价值观得以形成。本来,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无可非议,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企业价值观不仅包括企业要追逐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还包括企业对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个企业一旦成为了具有社会影响的企业,便不再是少数人的企业,而是整个社会的企业。

松下幸之助指出,企业不能以利益为最终目标,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要兼顾社会利益,生产者不能单纯从社会索取利益,而是要在索取的同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只有具有这种使命感的企业才能长存不败,拥有光明的前途。所以,价值观管理理论中的超经济主义价值观认为,企业不单纯是一个赢利性的经济组织和员工养家糊口的地方,而且还是一个人们实现自我价值,寻求精神家园和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文化机构”;人不仅仅是企业发展生产或增加财富的“理性人”、“工具人”或只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而且还是具有多方面需要和发展能力,追求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作为企业发展目的的“目的人”、“文化人”,因而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精神激励,价值引导和创造力发挥,传统的物质刺激,严格控制等管理方式正在被精神激励、价值认同、文化引导所取代。所以,超经济主义价值观是在经济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不是对经济主义价值观的否定而是扬弃和批判继承。

;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股绿色浪潮,如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绿色营销等纷纷出场,这股绿色浪潮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绿色管理”也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企业竞争的优势不再局限于产品质量、服务水平、营销策略等传统领域,而是涉及到承担社会责任和履行环境义务等更高的境界。在价值观管理中,就是要形成企业的绿色管理思想,树立企业的绿色价值观。

; 所谓“绿色管理”就是要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观念融入到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去,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杜绝环境污染和能源浪费,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企业迎接挑战、增强实力、降低成本、实现自身发展的有效手段。企业只有将自身的发展与生态保护和全社会的共同发展协调起来,才能为企业实施绿色管理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使绿色管理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所以,从传统理性管理理论中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到当代价值观管理理论中的超经济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到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深刻的同一性。可以肯定,当代管理理论中的价值观管理将是面向知识经济社会最具效率的企业管理模式。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长期受传统的“重义轻利”伦理思想的影响,我国的管理理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价值观管理,遵循的是非经济主义的价值观,即过分强调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忽视或轻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导致人们只重视道德建设而轻视物质资料的生产。 “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一种保守因素,造成了我国在近代史上一直处于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也是导致极“左”时期把追求经济利益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苗”,片面追求“社会主义的草”的重要原因,其后果是使我国国民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企业价值观发生了历史性地变化,旧的伦理型、政治型的道德价值观已失去了大一统的局面,新的竞争型、功利型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使得在长期匮乏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所抑制和禁锢的个人欲望,犹如决堤的洪水疯狂地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经过20多年的努力,社会经济持续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大为改善,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尽管在我国一再倡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但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就将经济发展作为唯一追求的最高目标,使得经济主义价值观在中国当代管理理论中影响巨大。经济主义价值观的过分强调也给我国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物质利益的疯狂追逐,经济主义价值观的过分膨胀,使人忽视甚至鄙视精神、信念的价值,导致人伦道德的退化甚至错位。虽然经济主义价值观增强了社会活力、创造力,但过分扩张,又造成了社会义务责任感的淡化甚至消失,导致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滋生,假冒伪劣商品和坑蒙拐骗行为不断出现,给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然而,今天的西方管理界却流传着“知识不如智力,智力不如素质,素质不如觉悟”的格言,“觉悟”中就包含有自觉为社会谋利益的因素,这与我国儒家的修身养性和“内圣外王”思想不谋而合。响誉世界的“日本管理模式”,被称为融西方理性与东方灵性为一体,所谓“东方灵性”的核心,也就是建立在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基础上,通过自身内省,完成独立人格,从而推动企业道德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完善,并进一步服务社会的企业价值观。

经济主义的价值观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是管理好企业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尤其是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观管理的最终效果取决于超经济主义价值观的树立。超经济主义价值观可以促进企业管理的进步,保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保证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的正确方向,避免盲目引进,忽视产品质量和破坏环境等急功近利行为,增强企业活力和后劲,促进企业生产力和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使企业中个人的能力得到最大的发挥,每个人的价值得到实现,从而达到企业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结束,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已不是企业生存的唯一价值,建立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已势在必行。

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它要求在确立企业利润水平时,把员工、企业、社会的利益统筹起来考虑,不能失之偏颇。一方面,对于社会而言,企业的角色不往往是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商,还是社区的“公民”,它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增进社会福利,实施绿色营销,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发展,要在残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就必须追求社会综合价值,而不是单纯的利润价值,只有把承担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合理性与赢利性这一工具合理性统一起来,企业的生命力才能永不衰竭。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人”的涩泽荣一把儒家思想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提出了“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义利合一”的管理理论。他认为,“义利合一”是管理的基本原则,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必须要讲利,企业追求利润是正当的,但必须要用仁义道德来进行规范与指导。

在我国,对当代价值观管理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引起重视。中国的价值观管理理论应在学习借鉴西方传统理性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对西方传统理性管理理论中的经济主义价值观和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中的非经济主义价值观做合理的扬弃,既要以西方传统管理理论中的经济主义价值观作基础,自觉抵制其消极因素,吸取其合理成分,又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管理理论中的优良道德传统,重构中国价值观管理中的超经济主义价值观。根据《大学》中所讲的“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的道理,中国的企业家们为使自己的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稳操胜券,不应图一时之利,而应在现代价值观管理实践中,树立超经济主义的价值观,放眼未来,以振兴中华民族工业为己任,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一批“MADE IN CHINA”的世界级的中国名牌,促使中华民族早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具体来讲,我国管理理论中价值观的重构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应对我国管理理论中的价值观进行唯物史观的具体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反对抽象的价值观。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现实的人都是特定社会条件和文化的产物。我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美德,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人生价值观,这是在我国具体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加以明确的。

第二,应将我国管理理论价值观中的主体定位为“人民”。一方面,真理的主体和价值的主体只有在人民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另一方面,只有以人民为基点,真理和价值才能实现最全面的和深刻的统一,才有可能依据真理实现人们自己全部的价值。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应时刻成为我国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一条基本原则。

第三,在我国管理理论价值观的重构中,应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两个维度,前者形成于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活动中,后者源于人对自身精神价值的关注,二者是人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西方传统理性管理理论中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推动了近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却导致了人文精神的丧失和人类社会的危机。我国管理理论中虽然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精神,但科学精神不足,也是导致我国近代社会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只有在东西管理理论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中国管理理论中价值观的重构才能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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