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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两种英译本的翻译接受美学研究

2020-01-11 01:25:04来源:论文阁作者:佚名

导读: 关于接受美学、翻译接受美学及目标语读者和译者的论文《《红楼梦》两种英译本的翻译接受美学研究》,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活动不再是单一文化背景的主体参与。《红楼梦》的英译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先锋,肩负着更多的民族

关于接受美学、翻译接受美学及目标语读者和译者的论文《《红楼梦》两种英译本的翻译接受美学研究》

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活动不再是单一文化背景的主体参与。《红楼梦》的英译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先锋,肩负着更多的民族荣誉和国人期望。本文从翻译接受美学的视角下研究《红楼梦》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两种译本的读者接受性问题,探讨译文与目标语读者之间的动态联系,这会为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提高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认同,进而促进中国优秀古典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关键词:接受美学;翻译接受美学;目标语读者;译者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01-02

一、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古典文言小说的语言既存在音韵、节奏等外在可感知的形式系统,也存在情趣、意境、哲理等内在理念的非形式系统,而这两种系统的相互渗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得古典文学翻译面临巨大挑战。接受美学进入我国并不算晚,早在80年代后期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杨武能在《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一文中就首次综合运用接受美学原理论述了“文学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译者→作者和读者→译者→作者的阐释、接受和再创造的循环”[1]。穆雷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习语翻译,接受理论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和研究方法被引入到习语翻译研究中,他也引用了许多实例进行对比和分析,探讨了涉及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2]。马萧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引人注目,他站在译者和目标语读者的角度,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考察了整个文学翻译的实施过程,着重研究了目标语读者对翻译过程施加的影响以及发挥何种作用,同时论证了语言与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的可接受性程度[3]。这些学者都运用了接受美学中的重要原则和概念,探讨翻译中译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见,接受美学和翻译研究息息相关,所关注的翻译问题范围也较为广泛,并且解决了翻译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因此,将接受美学引入古典文言小说的翻译研究切实可行,它会将研究目标转到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接受和审美经验上。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的内容涉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等许多方面,但原著语言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却给译者造成了巨大挑战。《红楼梦》的英译本中,最为完整和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及大卫·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两部译本问世30多年,无论是在译界还是在读者群中都褒贬不一。两位风格迥异的译者在翻译中都力图使译本易懂、通顺。比如霍克斯针对原作无定本的情况采取了“不符学术规范”之法,即以120回程高本为主,在翻译过程中随时根据此本出现的叙述逻辑矛盾综合其他版本文字尤其是80回抄本系统的文字,以便译本有一个周全的叙述逻辑与一个完美的故事展现[4]。接受美学指导下翻译观反对传统文论只重视原著作者和原著作品的做法,更多地把翻译中心转移到译作和目标语读者身上。翻译研究毕竟是作者—作品—译者—读者四元动态的连续过程,并不是静止、保守、封闭、互不侵犯的领域。

无论是从多元系统论还是从译者主体性出发,在接受美学的关照下,除了《红楼梦》的译者和译本,目标语读者尤其应当被列入翻译研究中,而在读者和译者文化多元的背景下,翻译研究还要关注多元文化元素。从接受美学理论角度出发,研究多元文化背景的目标语读者与译者、目标语读者与译本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意义非凡,这使接受美学、翻译美学以及文化翻译学有机结合起来。

二、两种译本的接受性

对比杨宪益和霍克斯两种译本,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共识: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忠实于原文,多采用异化手法,译本中的人名多为音译;霍克斯多采用归化手法,试图弥合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归化策略主张在翻译过程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源语的陌生感和异质感,“译者所要做的就是让译作‘隐形’,以产生出一种虚幻的透明效果,并同时为其虚幻身份遮掩:译作看上去‘自然天成’就像未经过翻译一般”。而异化“通过干扰目标语盛行的文化常规方法,来彰显异域文本的差异性”[5]。

在《红楼梦》第一章节中,原文如述:“……后面又有一首偈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霍克斯在其译本中将其译作:“On the back of the stone was inscribed the following quatrain: Found unfit to repair the azure sky,Long years a foolish mortal man was I. My life in both worlds on this stone is writ: Pray who will copy out and publish it?”[6]杨宪益夫妻译本:“On its back was a Buddhist verse:Unfit to mend the azure sky, I passed some years on earth to no avail; My life in both worlds is recorded here; Whom can I ask to pass on this romantic tale?”[7]“偈云”乃是佛教术语,译曰颂。偈语是指佛教高僧的预言,体裁和中国古代诗词类似。杨宪益处理为“Buddhist verse”,更强调了宗教的意味,暗示了佛教在普通百姓中的地位及影响,似乎“佛说”即代表了一种权威,不容怀疑。而霍克斯译本中的“quatrain”仅指四言绝句,不过是反映了格律上的特征罢了。对于“枉入红尘若许年”这句的处理,无论从句式还是措辞,杨和霍都有很大的分歧。霍克斯采用了倒装的句式,强调了主人翁“I”是“a foolish mortal man”,愚蠢又平凡;杨氏夫妻使用主谓结构,落脚点放在“no avail”,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后一句中霍克斯译文中的“writ”和杨氏译文中的“is recorded”的译法也引起不同文化背景的目标语读者的分歧,因为在母语为中文的读者看来“writ”是指“传票、令状”,记录人一生的传记又怎么能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来确定呢;欧美读者可能对“writ”一词更为熟悉,更能直观地与某些概念性的东西对应上。但不得不提及的是霍克斯译本中的诸多长句会令阅读不畅顺,冗长的句型会令读者顾此失彼,往往迷惑不解,难以称得上是标准的好英文。相较于杨宪益,霍克斯早年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求学和任教,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令其精通英汉双语,卓越的语言文字能力使得他习惯于书写逻辑关系较为复杂、表达更“文绉绉”的长句。杨宪益的翻译风格则更为“接地气”,由于其母语为汉语,汉语的语言特点更偏向于意合,杨的译本显然受到这种语言特征的干扰。

翻译原著中这首经典短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霍克斯的语言更加平时贴近口语:“Pages full of idle word; Penned with hot and bitter tears: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fool; None his secret message hears?”[6]霍克斯的译本所使用的词汇量稍逊于杨氏译本,绕开了许多生僻词汇;杨氏译本则包罗万象,试图保留原著中所有的内容,句子则相对较短,句式更为简单。因此大多数母语为英语的读者认为霍克斯的译本语言更好,理解相对容易些。所以我们也顺理成章的认为霍克斯的译本比杨宪益的译本可接受性更高。

《红楼梦》原著对于读者所造成的记忆困难和阅读阻滞不仅体现在语言的“文言性”,也体现在其错综复杂的线索和庞大的人物关系脉络。因此翻译接受美学既要考虑不同目标语之间转换的可接受性,也要兼顾两种不同文化转换的可接受性。例如英译中的Lee Xin这个名字可能对应着多个中文名字李新、李鑫、李欣等,而每个中文名字都有不同的含义,甚至难分性别。同样,《红楼梦》中贾瑞的英文译名“Jia Rui”在不谙中文的目标语读者看来不过是一堆字母组合,而“贾瑞”取意为“假瑞”。“瑞者”寓意天赐之福,有好兆头之意。而在原著中,贾瑞身先赴死,其后红楼众美相继香消玉殒,可见这是个虚假的吉兆,故称其为“贾瑞”。一个简单的名字,却包含着巨大的讽刺意味,而译本中只在音韵上做单纯模仿,“贾瑞”的内涵荡然无存。

缺乏对目标语读者的研究和了解也会影响译本的接受性。中国许多古籍翻译工作距今年代久远,当时拟定翻译计划和翻译方式的组织者对目标语也不甚了解,对翻译目标和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懵懂不知,显然会影响译本的接受性。一些藏头诗、藏尾诗等的穿插也有曲径通幽之妙,但这些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的翻译带来的困惑就不是 “归化”、“异化”能够解决的。无论是从多元系统论还是从译者主体性出发,除了译者和译本,目标语读者也应当被列入翻译研究中,读者对译本有着最直观的感知和评判。

其实就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而言,都不失为上佳之作,不但保有了原著绝大多数语义和内容,也创造性地融合了中英两种语言的精辟之处,为海内外读者带来一场文化的饕餮盛宴。但就对目标语读者的研究这一层面来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扩散远不及西方文学。很多英美读者在阅读《红楼梦》英译本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有关内容,哪怕是电视和电影作品,他们很容易因为《红楼梦》的卷帙浩繁以及文化的陌生化而中断阅读或打消阅读的念头。而西方许多著名文学著作在中国的推广毫无疑问是成功的,除了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以及媒体的包装宣传,质量上乘的各类译本也功不可没。同一译本中既不乏林纾这样文言白话式的翻译,也不乏傅雷那样行云流水式精准的译本,往往一部作品拥有七八个不同译本,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这些按照读者需求以及认知水平的译本为文化的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些正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翻译缺少的。

三、结语

目标语读者对于译本的可接受性对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当然这种可接受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持续变化的过程,因为同一个译本会因为时代变迁影响读者的可接受性,经典译本固然历久弥新,陈酒装新壶也未尝不可。杨宪益夫妻所译《红楼梦》与霍克斯所译的版本在译界均为翘楚,更多关注两个版本中多元文化背景下译文读者的参照地位以及译文读者的反应接受效果,也许就能理解释霍译《红楼梦》在海外更为畅销而杨译《红楼梦》在国内口碑更好的原因了。目前国内对于《红楼梦》两种译本的目标语读者反映的相关研究并不多,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阐释学和接受理论等理论的引入极大丰富了翻译理论的研究内涵和研究方法。翻译接受美学理论的确立也会为翻译研究向实证化转向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J].中国翻译,1987,(06).

〔2〕穆雷.接受理论与习语翻译[J].中国翻译,1990,(04).

〔3〕马萧.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J].中国翻译,2000,(02).

〔4〕王丽耘,熊谊华,程丽芳.“归化”与霍克斯《红楼梦》译本的评价问题[J].外语学刊,2015,(01).

〔5〕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6〕Cao, Xueqin and Gao E. 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I)[M].Trans. David Hawkes. Hamondsworth:Penguin Book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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